全球跨国企业看好中国创新与市场活力******
新华社美国拉斯维加斯1月11日电(记者黄恒 谭晶晶兴越)2023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日前落幕。CES是国际消费电子产业中技术、市场和投资走向“风向标”,也是展示全球企业创新能力和经济体创新活力的“大舞台”。
在这次展会上,中国创新活力全方位覆盖众多门类产品和全产业链环节,给包括全球跨国企业在内的各界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创新水平走在世界前列
本届CES展示的重要趋势之一,是新能源车成为未来电子消费领域技术最核心的集成平台。这意味着新能源车市场是最重要和激烈的创新竞技场。在这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宝马集团,特别看好中国研发团队和中国市场的创新活力。
1月8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新华社发,曾慧摄)
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在展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数字化、电动化和循环永续的集团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方向相契合,中国在这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在科技领域,有很多创新都来自中国,随后扩展到全世界。中国是推动新兴技术超大规模应用的热土。”
现在,宝马以北京、上海、沈阳、南京为基础,在中国建立了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和创新体系,在中国有约3200名员工从事研发、数字化、电动化等领域的创新工作。
宝马集团负责研发的董事弗兰克·韦伯(中文名韦博凡)告诉记者,对宝马而言,“中国研发团队的成功是全球研发团队成功的关键”,而且“很多中国供应商已经成为行业标杆,不仅是传统汽车零部件,还包括电池、电芯等领域”。
1月8日,一名女士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体验智能科技。新华社发(曾慧摄)
美国高通公司产品管理主任、全球车联网生态系统负责人吉姆·米塞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车联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政府引导功不可没。“我们在与美国相关产业决策者沟通时,经常提到中国经验。”
他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蜂窝车联网技术(C-V2X)基础设施建设,加快C-V2X标准制定和技术升级,出台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推动车联网产业发展。中国凭借创新能力、市场以及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正引领全球电动车技术和应用的创新发展。
中国创新理念厚植企业发展规划
除了跨国企业普遍认可中国的创新水平和市场活力,面向市场、积极创新的理念也植根到几乎所有参展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划中,不少企业近年来对产品集成创新领域的重视和投入,在本届CES上初步展现出成果。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深圳道通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人机。(新华社发,曾慧摄)
广州海葳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小型企业,专门制造可穿戴运动设备,上次参加CES是在2019年。这次参展公司主推的是拥有专利的自主品牌产品头戴式气传导运动耳机和女性耳机。
公司总监欧林芳告诉记者,近几年公司越来越认识到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创新。为此,公司与专业咨询公司合作调研美国市场,并且建立了30多人的研发团队。除产品外观,公司的研发还关注如何保证用户在户外运动享受耳机音效的同时,依旧能够听到外部环境中的警示音等。
1月6日,一名参观者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体验TCL的虚拟现实产品。新华社发(曾慧摄)
艾力斯特是来自浙江的按摩椅生产商,共有3000多名员工,其中研发团队200多人。这家企业参展负责人刘时坚介绍,随着创新深入,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已开始引入人工智能,以更好地辅助控制程序编程,实现针对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升级。
东莞永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智能灯具,今年第一次参加CES,拿出了拥有自主品牌和专利的产品。公司副总裁柯静娜介绍,公司有完整生产线和供应链,以及专业研发团队。近年来,公司越来越意识到,必须技术创新才能更好发展。
中国创新优势巩固全球供应链地位
在本届CES上,不少业内人士意识到,中国企业已开始向以创新谋发展的新平台升级,而中国厂商的展位较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人气更旺,强大的创新活力、配套能力和市场容量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产业优势,使之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机电产业韧性强劲,产业链较完整,供应链高效且配套完善,产能规模的综合优势显著,2009年至今保持着全球机电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当前,向产业链中上游领域纵深发展、注重自主品牌和研发已成为机电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这一产业正处于规模与质量兼顾,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等综合性提质增效的阶段。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海信展区。(新华社发,曾慧摄)
推动中国创新强劲发展的动力,除了明确的政策引导、坚实的创新能力,还有中国企业家蓬勃的创新精神和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
来自深圳的雷音音频公司主打针对音乐发烧友的高端耳机产品。该公司董事长王塾增的话代表了很多中国初创企业的精神。他说,这几年,为在全球竞争中胜出,“我们必须创新”。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宇树科技展区。新华社发(曾慧摄)
同时,CES上很多海外企业家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中国创新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专注于研发全自主送货机器人的美国科技初创企业Ottonomy的首席执行官里图卡尔·维贾伊表示,该公司密切关注中国智能机器人企业的创新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机器人市场很大,而且竞争激烈,中国公司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方案上有很多开创性成果。
韦博凡特别谈到中国消费者对产品创新的推动力。他说,中国消费者对变化的接纳程度很高、很快,“这对我们激励很大”。创新的动力就来自中国消费者这样善于接受新事物并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特质。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