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守护我见证 “边关军语”见证边防变迁******
站在祖国万里边关，我守护我见证——过去·现在·未来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站在边关处处透着春意的土地上，用这两句诗来描述边防新景观，别有一番韵味。
说到山苍苍雪茫茫的边关，我们立即想到的就是地理标志上的漫长距离。但是，一则则来自边关的新闻，犹春野之绿，犹和风之沐，鲜活而温馨地表述和见证着边防战士们对远与近，对苦与乐，充满青春气息的理解和诠释。
新春来临，驻守喀喇昆仑的战士放眼苍穹，给正在那里“出差”的航天员送上了特殊的新年礼物，并以照片的形式传递到太空。礼物是在两块“昆仑石”上的画作，一块是3位航天员的画像，一块是战士们与中国空间站的“合影”。石头上的留言，抒发着高原官兵特有的豪迈——“地球上，我与你最近。”
冬奥会开幕后，风雪弥漫的新疆阿勒泰边防哨所训练场上，立起了几尊战士们堆塑的“冰墩墩”雪雕，虽说其稚态可掬的造型比不得令国人倾心向往的“金墩墩”“银墩墩”，但战士们在与家乡亲友的视频中，总是自豪地进行着“科普”：世界上最早的有滑雪场面的岩画，就出自阿勒泰地区。经过鉴定，那可是出自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冬奥会离我们很近，我们要伴随这冰雪盛会和祖国一起向未来。”一万年也好、一万里也罢，遥远的时空在年轻一代戍边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冰墩墩”的距离，因为他们此刻，“离家门最远离国门最近”，光荣地站立在保卫祖国的战位上。
站在祖国万里边关，我守护我见证——
过去·现在·未来
■郑蜀炎
时间当然有色彩，总在用艳丽的春光涂抹万里边塞；
岁月当然有表情，无论多么遥远都瞩望到凝重的爱；
历史当然有温度，山河万里处处延续着火热的情怀。
——摘自一位边防战士的诗句
“边关军语”见证边防变迁
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标志性建筑——要么是楼层的高度、要么是历史的悠久、要么是设计的先锋时尚……它们以自己的绚丽风姿成为一个城市值得炫耀的地理标志。
与城市距离千里万里的边防线上，有一些哨所边卡虽然并不起眼，但在祖国人民眼中，在每一个军人心中，同样成为了巍巍长城、钢铁雄关上灿然夺目的时代标志。
比如神仙湾哨所，这里当然没有神仙，但是，战士们在海拔5380米的雪山生活战斗，巡逻路线还必须经过海拔5900多米的“英雄顶”，云里行雪中走，的确和传说中那些孤傲的神仙差不多了。再比如天文点，因为上世纪50年代科学工作者在此观察、测量过天文数据而得名，仅凭此就可以想象到它与蓝天的距离。还有甘巴拉雷达站，在藏语里这是“无法超越的山”，而我们的战士却超越了冰峰绝顶，建立起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
当然，还有更多的边防哨位哨卡，则如同喜马拉雅山脉一个边防哨所的名字——无名湖，籍籍无名却不可或缺。一个个无名的战位，一个个无名的身影，官兵们用无名的奉献，用默默的坚守，让很多第一次走近他们的人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何为“肃然起敬”。
几十年前，当红旗漫卷新中国的版图时，许多解放了自己家乡的军人，又一次挥别家乡，剑指边关、壮行天涯、笑卧冰雪、涉险攀绝。于是，人民军队的行列中有了边防军，古老而遥远的边疆大地回荡起八一军徽辉映下的“边塞诗”新篇……
一部边防变迁史，万卷戍边传奇事。
海拔、含氧量、“生命禁区”、“无人区”……这些别人只是在课本上读到的词语，却构成了独特的边海防元素，用许多超越了我们想象的情节，构成了一位位无名的边防军人的每一天。
有一些曾经流行于边防的“边关军语”，亦被称为了解边防的“小辞典”，它们以特别的言说方式，见证在边关特殊的自然环境下，老一代戍边军人的侠骨壮心、热血情怀，只言片语间记录下了铮铮雄关的发展脉络、沧桑履迹。
“脚板路”——边防建设初期，许多界碑尚湮没在大山深处，边防巡逻时根本没有路，但哪里有中国的界碑哪里就要有中国边防军人的脚印。凭此信念，战士们以自己的脚板为路，脚所踏处就是路，不惧雪急风猛，不畏山高路遥，每一块界碑就是一个阵地，每一次巡逻都是一次必胜的战斗；
“冰驾”—每至严冬，边防的所有地面通道全部被凸凹的冰层凝冻阻断。为了保证边防运输，只能借助厚厚的冰河。在这滑溜溜的冰面上开车可不是好玩的，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和规则。因此，每年冬季的“冰驾”培训都是边防运输兵必不可少的专业课程；
“太阳色”—北方战士来到热带边防，首先要经历的考验，就是在酷热的烈日烤晒下完成边境勤务。一趟一身汗，一天一层皮。经过一个夏天一次次的脱皮，皮肤上便涂抹了一层黝黑闪亮的色彩，战士们自豪地命名为“太阳色”；
“封山季”—对位于冰峰雪山的哨卡官兵而言，每年只有两季：开山季与封山季。封山季往往要占更长的时间。在冰雪中与世隔绝，岁月似乎已凝固于一山一哨。待开山之日，各种物资赶运而来，但所有皆抵不得积压了一冬的家书；
“黑白餐”——由于历史的原因，高原边防曾经因为种不出蔬菜，餐桌的主色调只有一白：米面，二黑：海带、木耳等脱水干菜；
“望亲假”——海岛的边防军人揣着假条受阻于台风不能下岛、军嫂上海岛探亲时遇上寒潮困在岛外。离肠万种的夫妻隔水相望却不能相聚，望着茫茫海水滔滔浪，“远在彼兮，旦夕以待”，探亲假就这样变成了“望亲假”……
岁月千帆过尽，许多新闻已经成为了历史，但边关永远是新闻的沃土。这些堪称见证边关变迁的“边关军语”已然渐行渐远，成为荣誉室里让人泪流满面的陈列。随着祖国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历史性的巨变成为今日边防线上最壮丽的色彩。然而，在边防发展的年轮刻度里，英雄与忠诚，使命与责任，光荣与梦想，是永远不变的主题词，是永恒不变的赤胆忠心凛凛风骨，是薪火相传的热血壮歌。
我们当然在期待着，在那云青水澹间，灿然相陈出更具时代风采、更新更美的“边关军语”。
沧桑岁月见证不变的壮美情怀
边防既是地理概念亦是政治概念的表述，史学家用学术的语言将边防地域称为“历史现场”；而说书人则先声夺人，张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我更喜欢古代兵书上的描述：“边之域，士以戍。”因为有了人的戍卫，天涯边地才构成了雄关要塞。
“日月每从肩头过，江山要靠世代守；横批：光前裕后。”这是从某边防哨所岗楼上抄下的一副对联。是的，祖国的万里边防线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变中有永恒的不变，那就是一代代戍边人血脉相传的英雄情怀，一辈辈边防官兵绵延不绝的牺牲奉献精神。
“满门忠烈”不是书本传奇，而是边防线上凝聚着忠诚热血、锵金铿玉的一个章节。
她当得起这个称号。在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上，80余岁的英雄母亲王昌群那已经不能用挺拔来描述的身躯，拥有的已不仅仅是“最美”，而且是我们民族审美观念的另一个高阶——壮美。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其实，她心里从来没认为自己已经退役，而是一个在40年的时间，将自己与边防，将小家与国家紧密联系、融合起来的母亲。
15岁时，她从家乡报名参军，成为解放大西南战场上的女战士。星移斗转间，她退役在边疆，而其终身伴侣刘斌，一位在解放战争中就担任连长的老军人，也成为了边防部队的领导。
我的兵之初，便是这位首长的下属。
没想到的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后头一次采访的典型，竟然是老首长的孩子——他叫刘光，入伍在边防，在“虎踞龙盘”之地结束了3年的军校生活，毕业回到了南疆，成为一线边防部队侦察连的副连长。
原昆明军区授予刘光“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称号，采访中，翻阅到这个于少年时代相识的烈士留下的诗歌，竟然让我泪流满面，久久难以动笔。那诗中有这样一句：“临去前留给母亲一句话：把我埋在边境，这里多了一座坟墓，不——那是一座兵营。”
更没想到的是，在写下《生为边防战斗，死为人民献身》的典型通讯后，又接到记者生涯中最艰难的采写任务——1984年7月13日，边防某部代理排长，刘光的弟弟刘明，和哥哥牺牲在同一片焦土战场，更为揪心的是，他也喜欢诗，在笔记本上抄录了哥哥的遗作；他也22岁，一个已经触摸到青春的年龄。
完全可以想象老首长夫妇那滂沱纵横的老泪，但是，这个边防军人家庭的选择却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凛凛风骨、耿耿忠心——他们把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女儿、在部队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女婿再一次送到前线医疗队，刘斌司令员作为前线指挥员一直战斗在一线，王昌群则成为了支前领队，奔波在战火中……
历史学家说：“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就是努力重现往昔生命的历史。”而新疆边防阿拉山口的战士则说：“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就是老哨长用生命留下的创业史。”
阿拉山口曾以“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大风口而出名。60年前，首任哨长吴光胜受命进驻。他带领战友顶着迎头风走了80多公里，来到这个风沙的世界，靠挖“地窝子”建起了最初的哨所。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哨长当然也有转业之日。而他的家乡，是与阿拉山口有霄壤之别的扬州。没想到人在繁华的温柔之乡，却心心念念地挂记着那风扬沙飞之地。几年前，他去世时，唯一的遗愿就是把骨灰撒在阿拉山口，和年轻的战友们继续守望国门。
从此，连队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当巡逻经过这一段边防线时，官兵们都要伫立注目，向老哨长表达新一代戍边人的致敬。当然，那个“地窝子”的旧址，今天已经成为“黄金口岸”，它所在的地区，如今被称为“亚欧大陆桥头堡”。
今年连队的春节晚会上，大学生士兵陈嘉龙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句：“我们和老哨长一样，青春从来属于风，一直在鲜红的国旗上扬动。”
新一代的戍边人非常清楚地知道，用年轻的脚步去跋涉、用青春的热血去守卫祖国的疆土，无论在哪一个年代，都是青年人不可推卸的肩头之责。不同的是，历史在变化，所需要担负的责任也发生着改变。
上个世纪50年代，在进军西藏的路上，一位边防军人的后代出生了。这个被母亲用藏袍裹着在马背上颠了几个月的孩子后来也成为西藏边防军人。不同的是，他父亲曾是运输科长，可所管辖的除了骡马就是牦牛；而他则成了汽车团长，虽然手中更新了好几代好几型汽车，但没想到还是落后了——落后于自己的儿子。
今天，这个边防军人家族的第三代，同样延续着向边防运输物资的任务，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是，他手中掌控的既不是缰绳，也不是方向盘，而是无人机的操纵平台。卫星定位、智能巡航、定点投送，这种全新的投送模式，打破了边防哨所保障“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被一线的战友们戏称为“空中骡马队”……
历史学家说过：“历史不是关于过去的科学，而是关于现在的科学。”历史是时间的流逝也是精神的聚光，时代是岁月的叙事也是未来的坐标。我相信——
任何年代，年龄都不是构成青春的唯一标志。
任何岁月，沧桑终将是点燃情怀的一种色彩。
梦想无疑就是人生的“导航图”
都说边关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但在西部戈壁滩上的空军某边防雷达站，虽然3月天依然不见花媚叶茂，可官兵们传统的迎春节目已经开始——斗春，就是比一比谁能种出最早的一抹春绿来。
老雷达兵赵国强的话比那些“心灵鸡汤”更富哲理：“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面向未来，我们就是栽树的前人。”在大家春风释怀般的笑声中，我感受到了青春和梦想的含义。
他做的和说的一样的好。在几年戍边生涯中，他自己探索出的一个“土方”，已经在盐碱地里种活了10余棵沙枣树。对此，他有一个不算“高大上”，却沁人心脾的绿色梦想——当告别边关时，能看见这片盐碱地上枣花摇曳、绿树成荫。
循大道，可至万里；抬望眼，天路迢迢。对于这些新一代戍边人来说，面向未来，梦想无疑就是人生的“导航图”。
梦想是一种追求——伊犁边防线上的文科大学生士兵刘侃起步于连队的“党史讲述人”，他利用自己所学专业，依托强军网建立起一个学习平台，尝试了“虚拟讲台”“情景小品”等授课形式。当他站上本部队理论学习“C位”后，又开始把眼光投向军事训练的“龙虎榜”。
梦想是一种目标——边防某雷达站技师孔润辉外号“鹰眼”，说的是他在雷达维修和观测上的功夫。原先，他是步兵班长，可凭着对雷达的向往，成为一名身怀绝技的雷达高手。迈向成功的每一级台阶都垫着一本本知识之书——这些年来他研读了200多本专业书籍，写下20多万字的笔记。他的梦想就是能把笔记编辑、整理成一本通俗易懂的《雷达兵宝典》。
梦想是一种坚守——海防小岛风吹如吼，官兵好不容易在礁石间的“巴掌地”“鞋底田”种上蔬菜，却总被风吹坏。守卫海岛多年的指导员孙岩从未放弃改变海防面貌的努力，他的梦想就是设计“海岛春天一号工程”，能使“风收田”成为“丰收田”。而其中的“骨干工程”——2000米的茅草挡风带已经准备好在今春开工。
梦想是一种阳光——边防官兵自我介绍时总是充分自信，听他们述说梦想，有如一种青春的阳光照在心上。边防某部侦察班班长姚灿灿的梦想和其名字一样灿烂：设计一个风筝式的“风动力山地海岛专用飞行器”，有风就能够飞翔。第一次在边防带新兵的班长邓柳，喜欢研读古今中外带兵之道，他的梦想可真不算小：既然班长是“军中之母”，那就希望自己“桃李满边防”，成为未来许多将军和英雄们的启蒙班长……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尽管年轻，尽管稚嫩。或许很多的梦想，还只是大泽涓滴、云轻星粲。诚然，并非所有梦想都能点燃天空，但是能够点燃天空的，必定来自梦想的火种。
平生踪迹勇士心。青春岁月守边防，无疑是人生最具魅力的一次远行。而新一代戍边人胸怀梦想、激情洋溢的青春，使他们的生命，也使得祖国万里雄关、绵延边防的未来“花花锦锦、活活泼泼”，有了“无限声情、无限意味”。
(采访中得到丁正仁、钱春燕、叶 明、罗晓光等大力协助)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古希腊酒杯。视觉中国 供图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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