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预制菜成年夜饭新宠

　　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等服务以满足消费者过年期间的多元需求。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阳 摄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范宏欢

　　除夕将至，又到了一家人举杯共饮、恭迎新年的温暖时刻。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家宴之一，目前，不少长沙人已将年夜饭在哪吃提上日程。

　　记者了解到，长沙各大星级酒店纷纷推出丰盛的年夜饭大餐，部分酒店已经一桌难求。为满足消费者更多元的需求，部分品牌饭店推出年夜饭外送、大厨到家、新年礼盒等服务。一些商家也通过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私人定制等新消费模式吸引消费者。

　　2000元至7000元的年夜饭套餐最受欢迎

　　“我们一大家子十来个人，大家觉得还是出来吃方便一些。”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他提前了解了长沙多家饭店、酒店的年夜饭套餐信息，最终选择了一个定价5388元的套餐，“有将近20道菜，赠送小吃和饮品，还有几张可以日常使用的现金券，感觉比较划算。”

　　目前长沙市场上的年夜饭套餐价位从千元到万元不等，其中2000元至7000元的套餐最受欢迎。套餐接待人数除了8至15人的中、大家庭，也有餐饮店推出3至6人的小家庭年夜饭套餐，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的3599元一桌10位的年夜饭套餐，其中就涵盖了山珍乳鸽汤、蒜蓉粉丝蒸鲍鱼仔、干锅小花螺等16道菜品。

　　菜色上，餐饮商家也尽量在传统年菜中进行调整，推出自家主打菜，力争在年夜饭市场中进一步打造自家品牌形象。例如，老许家大蒜炒腊肉作为传统湘菜品牌，年夜饭套餐更注重湘味，菜品均为传统湘菜。万达文华酒店则在菜单上加入粤菜等菜系，更注重菜系融合。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推出年夜饭套餐，在原有菜品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春节硬菜，有1388元的8人餐和2188元的10至12人餐，菜品包括八宝果饭、三鲜杂烩、海参大盆菜等。”老许家品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所有门店的包厢基本订满，公司正根据春节期间的客流量预测来对员工排班进行调整。

　　预制菜成年夜饭爆款

　　除了餐馆里的年夜饭，预制菜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春节餐桌。

　　“我和老公没有掌勺底气，父母年龄又大了，不希望他们辛苦，所以今年计划订一些预制菜，除夕晚上加热一下装盘就可以吃了。”90后白领胡悦说。记者发现，随着90后、0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方便又快捷的预制菜成为新宠。

　　在长沙各大商超的熟食区域，新年预制菜已经被摆在显眼位置。在华润万家蔡锷路店熟食区域，摆放着扣肉、腊鸭肉、剁椒蒸鱼等适合湖南人口味的预制湘菜，此外，还有羊杂煲、牛肉煲等系列预制火锅，不少消费者前来询价、购买。

　　一些老牌餐饮品牌也纷纷把招牌菜做成预制菜，联合电商平台开辟“年夜饭预制菜”购买专区。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年夜饭，她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套5至6人年夜饭家宴套餐，包含6道冷菜，8道热菜，以及2份点心，大年三十晚上只要简单加工就可以开吃，省时又省事。

　　除此之外，长沙多家星级酒店均推出预制年菜礼盒，保质期30天到60天不等，受到消费者的喜爱。长沙圣爵菲斯酒店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今年比较火的预制菜品有全家福火锅、黄焖牛腩钵、怀化麻阳鹅、梅菜扣肉、香芋煨风吹鸡等，目前已预定近200份，均在过年当天送餐到家。

　　星厨上门享受私人定制

　　扫码看花式年夜饭视频 拍摄 剪辑/董阳

　　“无意中看到酒店有大厨上门服务，就预约试一下。”家住岳麓区的徐女士这几天正在为年夜饭的事情操心。出去吃，人有点少，普通外卖又感觉不太正式，高品质酒店推出的大厨上门，倒是可以考虑。

　　近段时间，“上门代厨”成了热门话题，不知不觉火了起来。长沙多家酒店也抓住这一商机，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星厨上门服务。湖南华天大酒店星厨到家主厨朱宇介绍，春节期间酒店推出了“星厨到家”品鉴套餐和尊享套餐，其中品鉴套餐售价2000元，包含十二道菜品，客人需自备原材料，厨师上门根据宾客要求提供烹制服务，尊享套餐则按300元每人起订，可选用固定菜单也可自点菜品。“用餐完毕后，我们还会为客人提供增值服务，负责餐具清洗、餐厅厨房区域的保洁卫生。”朱宇说。

　　此外，湖南顺天黄金海岸大酒店也推出了星级大厨到家服务，涵盖2999元/席的玉兔迎新套餐和4399元/席的瑞兔呈祥套餐。一些长沙地道湘菜馆也在春节前夕推出了大厨上门定制服务。无论是星级酒店还是连锁餐厅，都在主动寻求创新，以迎合不同消费者多元需求、注重烹饪品质的特点。

　　“今年以来生意经历过起伏，如今正步步向好。”长沙一家餐企老板表示，市场的火热让他重燃对餐饮业的信心，随着新年到来，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依法分类管理重在确保燃放安全

　　□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1月21日至1月28日、2月5日，每日7时至23时(除夕不限时)。

　　在此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2023年春节期间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对外发布称，上海市外环线以外区域，除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之外，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通州区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须经公安机关许可”。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023年1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强“烟火气”。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落实。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念。特别是《烟花爆竹管理安全条例》设置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且是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查处并公布了多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例如，2023年1月1日1时许，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广化派出所发现并查处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现场查处9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元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共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13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起。

　　对此，张帅梁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法治日报)